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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的归侨们******

　　何耕新

　　中新社成立60年了。我想撰文纪念，问老伴写什么内容？老伴儿不假思索地答道：“你就写中新社的归侨吧！”

　　与中新社的一段缘分

　　我来中新社工作之前，曾经与中新社有过一段缘分。1952年夏，我已经参加北京高校统一招生考试，正在等待发榜。根据考后即时公布的各科考题答案，我有把握被录取。有一天，北京归国华侨学生补习学校冯教务长通知我：“你到王大人胡同中侨委找王明爱同志，他有事跟你谈。”我遵嘱从西郊燕园乘公共汽车进城，找到中侨委。王明爱是菲律宾归侨，当时在中侨委文教司任职，参与中新社筹建工作。他见到我，开门见山地说：“中侨委正在筹建一个新闻机构，你在印尼喜欢写文章，愿意不愿意来工作？”我答道：“我回国的唯一目的是考大学。我有把握被录取，等我毕业后再说吧！”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就读4年期间，中新社曾经两次与我打交道。一次是中侨委在中南海召开全国侨务工作会议，中新社给我送来记者证。一天上午，我持证走进中南海，聆听何香凝主任作报告。另一次是中新社派金家环到北大找我，向我约稿。

　　1956年夏，毕业前夕。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罗列主任向我和同班的泰国归侨罗斌透露：“你俩分配到中新社工作。”事后，我才知道，罗列和中新社领导吴江是老战友。

　　我认识的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印尼归侨白国良，一年后也分派到中新社上海分社工作。

　　处处闪动归侨身影

　　我上班后，深深感受到：中新社从传达室到人事处，从采编部门到印刷厂，处处闪动归侨的身影，耳边不时响起带华侨腔的国语。中新社领导分我在广播部工作。当时，广播部设在宣武门新华社总社大院工字楼里，门口挂着“华侨广播部”的牌子，遇到外宾来访时，即将牌子取下，以免给外宾留下“中新社是官办的”口实。

　　我与泰国归侨郑伯涛，印尼归侨肖勰、王鹤寿同住一间集体宿舍，与菲律宾归侨黄素心大姐同在侨乡组，其他编辑组也有不少归侨，如越南归侨张式、黄艾华。我还听说印度归侨刘国勇在北大东语系印地语专业念二年级时，奉调到中新社广播部工作，令我钦佩。

　　说话带有浓重粤腔的越南归侨周毅之，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这不仅因为周的妻子傅冬是傅作义之女，当年为北平和平解放立功，而且她还是《人民日报》记者，他俩堪称“夫妻记者”。周毅之早年回国，先在新华社工作，以后调到中新社广播部。上世纪50年代，荣毅仁邀请新加坡工商界知名人士访华，周毅之采写了不同于“新华体”的系列稿件，被海外侨报广泛刊载，在新华社大院里也传为美谈。可惜广播部1957年搬到北新桥时，周毅之没有跟着过来。

　　然而，我在北新桥中新社大楼里，遇见更多归侨。经过我社在广渠门举办的新闻班两年培训的印尼归侨陈刚、何浪都分配在广播部工作。

　　在专稿部，我遇见曾经在巴城中学教过书的印尼归侨尤文贤和担任过巴中学生会主席的校友张瑞元。

　　在北新桥附近的马道胡同里，中新社印刷厂绝大部分职工，从厂长到工人，从铸字、排字到校对、印刷、装订，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归侨，并且绝大部分是泰国归侨。他们原是曼谷华文报纸《全民报》的员工，1951年该报被反共反华的銮披汶政府封闭后，举家回国，安排在中新社印制《中国新闻》。可以说，印刷厂是中新社归侨最集中的部门。

　　领导视归侨为“社宝”

　　我社归侨绝大部分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来社工作的，调查资料显示，1952年至1966年“文革”前，总社员工223人，其中归侨160人，占员工总数的72%。他们来自印尼、马来亚、新加坡、泰国、日本、越南、缅甸、菲律宾、印度、毛里求斯、美国。

　　记得张帆副社长兼总编辑在全社大会上讲话时，称我社归侨为“社宝”，表示要充分发挥他们的独特优势，精心培养他们，大胆使用他们。

　　中新社第一任驻外(日本东京)记者是日本归侨李国仁，随后又由另一位日本归侨杨国光继任。杨国光为两位台湾记者首访大陆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1963年，中新社首次派出记者团，由张帆同志率领，赴雅加达采访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我社5名记者中，白国良、何耕新、张茂新均系印尼归侨，外办干部、菲律宾归侨王澄枢，受廖公委派，以中新社记者名义，在菲律宾运动员和体育官员中开展工作。当时，中菲尚未建交。白国良采写的雅加达茂物公路自行车比赛特写，既报道比赛过程，又穿插沿途热带风光的描写。时任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沈定一称赞“这篇稿写得很有特色”。

　　上世纪60年代，中新社有两个专业机构——日本组和印尼组，清一色由归侨组成。

　　当时，中国与日本尚未建交。遵照廖公的指示，中新社组建清一色由日本归侨组成的“日本组”，他们每天抄收日本电台的日语广播，翻译成中文，出版《日本广播参考资料》，送外办和有关部门参阅。

　　1959 年， 印尼颁布《第9 号总统法令》，禁止华侨在县以下地区经商和居住，随即掀起对华侨实行逼迁的排华逆流。为了及时掌握印尼排华动向，中新社专门组建了一个“印尼组”，每天抄收印尼电台的印尼语广播，翻译成中文，出版活页资料，送中侨委及有关部门参阅。该“印尼组”由4位印尼归侨——林惠香、林必达、李顺辉、李兴业组成。

　　我作为一名归侨，相对而言，比较了解我社归侨，其中许多已经辞世，特以《中新社的归侨们》为题撰写本文，算是对我社归侨们的怀念吧！

　　(历史资料)

用当代方式“激活”经典******

　　作者：王润

　　新年伊始，“首届央华·保利剧场戏剧节”在北京保利剧院开幕。此次戏剧节开幕大戏，是连续两天下午和晚上先后演出的连台戏《雷雨》和《雷雨·后》。前者是曹禺先生经典之作，后者则是曹禺之女万方的作品，二者都由法国戏剧导演埃里克·拉卡斯卡德执导。由于此次埃里克未能来华，所以央华戏剧艺术总监王可然与导演张瑞共同复排了两部作品。连台戏《雷雨》和《雷雨·后》的上演，既是两代人、两个时代的传承与对话，也是不同国度文化之间的阐释与交流。

　　《雷雨》是中国现代戏剧里程碑式的经典杰作，被不断搬上舞台和荧屏，但也曾出现过演出时引起当代观众不合时宜的哄笑现象。这让人不由得深思：经典在今天应该如何呈现，才能让当代人产生心灵共鸣？曹禺女儿万方和央华戏剧，分别用不同的方式，共同给出了回答。这也正是连台戏《雷雨》《雷雨·后》上演的意义所在，它让人们看到了更深远、更广阔也更隐秘之处，同时也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雷雨》原著有序幕和尾声，而众多演出几乎都将其删去，这让曹禺曾感慨这种删减影响了剧本想展现的“审美的距离”。而万方的《雷雨·后》正是以序幕和尾声的年代作为起点，从剧中人物的老年开始，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当《雷雨》的故事过去几十年后，死了的早已死去，活着的度过了漫漫人生，这时候，岁月和时间赋予了《雷雨》另一副面目。复杂的人性、无常的人生，一切经过时间的海浪日复一日地冲刷和洗涤之后，露出更深的一层，那些埋藏很深的真相显露了出来。经历过巨大悲剧的周朴园、蘩漪和鲁侍萍如何面对往事与彼此？而周萍、四凤、周冲这些逝去的年轻生命，又会怎样在他们的记忆中闪现？万方在《雷雨·后》中大胆想象，打破了传统“三一律”的结构，用诗化的舞台语言，创造出了具有当代性的散文式结构，其中既蕴含了她对父亲及其笔下人物的深刻情感，更凝聚着她对人生、对情感、对命运的态度与思考。

　　《雷雨·后》在演出前激发了很多观众的好奇心，演出后也引起了热烈的争议。大家都觉得，既然曹禺女儿可以如此自由、勇敢、大胆、创新地去对待父亲的经典之作，我们为何不能有更多的创作勇气和思考空间呢？

　　万方绝非需要“沾父亲的光”，但始终保持开放心态的她，正是以这样的方式，不断“激活”经典，传承并发展父亲在时代变迁中观察人生、体察人性的戏剧高度。和万方有着相同戏剧理念的王可然，一直致力于让中国戏剧具有更强的当代性，他极为赞赏万方的创作，并在西方戏剧界最终选中了法国大导演埃里克·拉卡斯卡德。

　　面对《雷雨》和《雷雨·后》，埃里克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他在《雷雨》中看到了多层的戏剧力量，其中既有欲望和绝望，爱和死亡；还有女性在男权体制下对自由的渴望，以及父子之间的冲突；同时还有贫富与阶层问题，这是古今中外都关注的问题。同时他认为《雷雨·后》的写作很当代，也是非常棒的剧本。为此，他给出的舞台诠释也是既有扎实的经典戏剧力量，又有超越时空的当代感。观众们看到的不只是上世纪一个中国封建传统家庭的故事，而是一个在全球化语境下探讨人类命运和洞察人性的艺术经典。记者 方非摄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